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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得利益集团搅黄了清末新政

发布人:一凡    作者:袁伟时    发表时间:2015-12-07    来源:2015-12-06 爱思想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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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

   说到改革,人们总在谈"既得利益集团"的问题。所谓"既得利益集团",就是那些吃到好吃的肉的群体及其组织。很多人认为,"既得利益集团"希望维持现状、反对变革,改革推不动,就是他们阻挠的结果,从而形成"重重利益固化的藩篱。"

  

   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,在历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。中国著名近代史专家、中山大学资深教授袁伟时著《晚清大变局》一书,对既得利益集团颇多关注和梳理。他认为,晚清既得利益集团格局错综复杂,他们想改革,但又着力"保位子",构成清末"新政"的最大阻力,终于导致革命的爆发。

  

   "以史为鉴,可知兴替"。现在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,我们应当如何避免历史的教训?如何达成和落实改革共识?带着这样的问题,对袁伟时教授进行了专访。

  

利益集团并不一味反对变革

  

   刘晨:晚清的既得利益者主动掀起一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?

  

   袁伟时:不要以为既得利益者肯定一味反对改革。在覆没的威胁下,他们也要寻求生存的希望和道路。这是他们的最大利益。晚清70年,改革成败得失都与既得利益集团息息相关。

  

   1865年开始的自强新政(洋务运动)是改革。三次战争(鸦片战争、英法联军入侵、太平天国战争),内外强敌敲打,统治者不得不变。不幸,这样的片面改革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。

  

   真正全面系统的改革是最后十年的"新政"。这场改革是两大因素促成的:第一,经过19世纪五场战争--鸦片战争、英法联军入侵、太平天国战争、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,京师两次被占,民穷国困,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。第二,国门打开,现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,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行了。当时朝野各方梦寐以求的是"富强"。而用当时顺天府尹胡燏棻的奏折《条陈变法自强事宜》中的话来说是:"今日即孔孟复生,舍富强亦无治国之道,而舍仿行西法,更无致富强之术。"这既是当时的中国梦,也是甲午惨败后朝野的共识。

  

   刘晨:如果没有革命党,清廷统治者会真心实意改革吗?

  

   袁伟时:"真心实意"还是"假情假意",这类词汇是政治斗争中惯用的煽动性语言。判断主观动机,随意性太大;研究历史的学者,不会太在意。分析行动主体的实际措施和客观效果,有根有据揭示过程和原委,这才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。

  

   辛亥革命后,由国民党开其端,竭尽所能夸大革命党人的作用,许多读者上当受骗了。其实,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,那些革命小团体力量和影响都十分有限,对清末新政的作用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。同盟会成立后,马上就分裂了,几次所谓"革命",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性质。1911年黄花岗之役,孤注一掷,代价很大——100多位参加者大都是留洋的精英和同盟会的骨干,经费用尽,几个小时就失败了,没有掀起激发巨变的大波澜。而改良派——梁启超他们参与和推动改革却有实实在在的记录。例如,那些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们的考察报告,好多都是掏钱请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代笔的。

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志士

  

“保位子”是晚清变革的最大阻力

  

   刘晨:改革需要共识。当时既得利益集团的基本态度如何?

  

   袁伟时:鸦片战争后有四次大变革或变革的尝试:太平天国后的变法自强,戊戌前后的维新,义和团事件后的新政,1910-1911年的请开国会运动,都是中国和列强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,加上丢失领土乃至亡国的危机感,激发了统治集团和民间变革图存的意识。

1910年1月第一次国会请愿代表在京合影

  

   19世纪,皇族和满汉大臣的共同利益是保护江山不变色:内不被民众推翻,外免被外国占领。在这个共同利益下,分化出两大派:以恭亲王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文祥等改革派和人数众多的保守派。后者有两个特征:

  

   第一,坚持华夷之辨,坚守一些僵化的制度,不愿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改变。例如,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让外国公使进驻京师?更不要说信教和传教自由了。在经济领域也不愿意向洋鬼子学习,与国外的自由贸易固然抗拒,对国内的贸易也设置重重障碍,民间想办新式工厂、航运企业,比登天还难。光是要不要修铁路,就辩论了将近30年。

  

   第二,害怕改革使自己丢掉官位。利益攸关,不肯轻易让步。义和团事件,顽固保守派和无知团民乱杀外国人和本国无辜的罪行,导致八国联军入侵,京师第二次被占领。血腥的罪行终于使朝野猛醒:再不接受现代文明就要亡国了。认真的学习西方的新政才得以开始。

  

   改革共识是挨打逼出来的,保位子的私利则是改革的阻力

  

   刘晨:清末有哪些利益集团?这些利益集团是怎么达成"新政"共识的?

  

   袁伟时:政坛免不了有各种派系,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晚清新政期间最著名的有所谓总督岑春煊、军机大臣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、袁世凯的党争等等,好些史书记录了不少他们争斗中的生动故事。这些都是查有实据的。不过,这些都是利益或官位之争。就大的方面——支持新政而言,大体上是一致的。

  

   可能一直受"路线斗争"教育的熏染,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用派别观念去解释政治。其实,不一定符合实际。皇族要保皇位,这倒是最大的利益集团。其他政治势力往往变动不居。

  

保守派拒绝向变革力量妥协

  

   刘晨:面对国家危机,清政府做了什么样的挽救举措?

  

   袁伟时:1910年开始的要不要立即召开国会实行宪政的辩论则是直接的利益冲突:广开参政门路、还政于民还是坚持皇族专制统治?清廷用实际行动作出明确的回答:

  

   第一,组织皇族内阁,减少汉族官员人数,加强集权专制。1911年5月8日,他们先后颁发几道关于组织内阁的圣旨,分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、2位内阁协理大臣和10位各部大臣,组成所谓责任内阁。13人中,汉族4人,蒙古族1人,满族8人,其中皇族又占了5位。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比较开明但以贪婪和颟顸著称;度支部大臣载泽等三人居然是20来岁的皇族,德与才都无法服众。舆论称之为皇族内阁。

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的责任内阁,内阁总理大臣即为庆亲王奕劻

  

   第二,收兵权。除其他措施外,竟让毫无实际军事经验的20来岁的皇族毛头小伙子荫昌、载洵分别出任陆军、海军大臣。而在新练陆军中最有威望和实际权力的袁世凯则被迫退休,回乡"养病"。

  

   刘晨:这对立宪派转变为革命派有什么影响?

  

   袁伟时:拒绝在1911年召开国会和皇族内阁上台后,立宪派绝望了。他们转向与革命派结盟。由于他们在知识阶层和工商界中有巨大影响,在各省谘议局中占据优势和领导地位,同时有自己的武装--各城市的商团,在辛亥革命爆发后,推动了各省纷纷宣告"独立",并维护了过渡期的治安。但他们没有成为革命派,对革命派后来一些错误的举措是坚决抵制的。准确地说,他们一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稳健力量。

  

最大败因是皇族不肯放弃特权

  

   刘晨:有人认为,预备立宪没有得到实现的主要原因是满洲人是一个特权集团。您怎么看?

  

   袁伟时:清末,500万满洲人已是腐化和破落的集团。他们丧失了军事能力和统治能力,也没有生产技能,原有的薪俸又不足维持不少人口较多的家庭。其贵族阶层特别是皇族,是真正的特权集团,关键时刻不接受宪政,主要是他们作祟。

  

   宪政必须在保障公民自由、实行民主基础上以分权制约政府权力。上面说过,1911年5月,清政府却以实行内阁制为名,进一步把大权集中到皇族手上。皇族最大的私利是保住皇位和专制权力,从这点说,清末新政功亏一篑的最大原因是皇族不肯放弃特权。

  

   另一方面,革命派也抓住清朝是少数民族占据皇位的弱点,鼓吹恢复大汉江山。这是武昌起义所以能得到各地迅速响应的重要原因。

  

   刘晨:历史学家马勇认为,清朝的灭亡,不是改革改的。

  

   袁伟时:有些史学家认为剿灭太平天国过程中,实权转移到地方督抚,特别是汉族督抚手中,造成清帝国的瓦解,甚至导致后来的军阀混战。我不同意这个观点。

曾国藩创建湘军,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

  

   第一,清帝国所以覆灭,是不能当机立断实施宪政的结果。拙作《大清帝国的两道夺命符》(已收入《晚清大变局》)有详细论述。

  

   第二,地方有实权不可怕。所有现代国家都是实行地方自治的;统一是宪法共识和实施宪政的必然结果。辛亥革命后的混战领导人有几个是原来的督抚?

  

   不要忘记极端思潮的体现者——国民党,一直认为全国政权没有抓在自己手上,就是"革命尚未成功",因此不惜三度挑起战争。可是,1928年全国政权到手,国民党内部的内战也连绵不断。

  

   刘晨:而按照现在的改革定义,清廷的改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,还有后来的戊戌变法,再到预备立宪。这看起来,清廷一直在改革,为何它还是垮了呢?

  

   袁伟时:说来话长。总的说就是一句话:由于传统包袱太重,不愿切实学习、移植现代文明。简单地说,有几个原因:

  

   第一,选择了错误的发展道路。着力最多的发展经济,依靠的是官办垄断企业,民营企业长期没有发展的自由,经济失去自我发展的活力。

  

   第二,没有及早废除科举,建立新的教育体系,培养足以满足社会转型需要的大量方方面面的人才。

  

   第三,沿用摧残人才、压抑生机的政治体制和腐化、无能的官僚机关,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。

  

   第四,领导核心见识短浅和软弱。慈禧总是挑选小孩接班,选用的多半是庸人,听话啊。

  

   归根到底这是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。朝野的观念变革跟不上改革的需要,排斥现代文明的天朝大国的心理挥之不去。

(杨丹)